互联网北漂的 “最后一代”,没赶上红利,只剩下迷茫  第1张

这个冬天,越来越多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,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,离开北京。他们大多在 2018 年到 2020 年间,被 “互联网红利” 所吸引,只身来到北京,成为 “互联网北漂”,寻找赚钱的机会。但是,当了三五年 “大头兵”,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,财富的风口停下了。

这些听着上市、股票、期权、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,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,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,在新的形势下,对他们来说,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。

站在 30 岁的当口,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。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,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,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,终究选择离开,成为互联网北漂的 “最后一代”。

文 | 饶桐语

编辑 | 赵磊

运营 | 虎鲸

赶在 30 岁之前,离开北京

离开北京,比想象中匆忙。

在这个城市读书、工作 10 年,李尹峰设想过很多种离开的情境,比如留出一个月的空余时间,把北京的大小景点全看个遍,再和朋友们一一吃饭、道别。那个时候的他,应该 “已经月薪三万”,回老家的状态,是轻松的、自如的。

但在今年 10 月,他只花了两天时间,就结束了这一切。

308.5 公斤行李,从北京寄往杭州,只需要花费 700 块。“我的青春,重达 308.5kg。再见了,北京;再见了,青春。” 在社交平台上留下这句话后,他连夜坐高铁离开,火速住进刚刚找好的一个出租屋里,“几乎是匆忙逃窜”。

离开本不需要如此紧迫。李尹峰今年 30 岁,在北京做了 5 年程序员。去年底,他被裁员了,换了一个工作,没干多久,到今年 4 月,又一次被裁了。原本,他心态还不错,打算一边看机会,一边搞搞副业,身边有靠投资股市赚钱的人,他也学着去炒股。三个月过去,他在股市里被套牢了,等他从暴富的幻想里醒来时,找工作的难度又提升了不少。

投资失败、在家待业,李尹峰的压力越来越大。他的生活好像突然叠加了好几重困境:互联网行业寒冬依旧,自己还 gap 了半年,找工作的希望愈发渺茫;年龄迈入 30 岁的关头,没房没车,很难在北京立足,炒股又赔了一些钱。

“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。” 恐慌感笼罩着李尹峰,就像 “随时会有蝙蝠来吸我的血”。离老家最近的杭州,成为他的避难选择。

陆远也是在这种紧迫感的驱使下,在这个冬天离开北京。他是一位 30 岁的程序员,奋斗 5 年,没有卷进大厂,没有当上管理层,也没有外界眼中互联网成功人士标配的年薪百万。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 8000 元,几番跳槽,终于涨到了 18000 元,但最近一份工作又降了一些。

等到了今年,陆远和很多互联网人一样,在降本增效的大潮中失去了工作,在听到裁员通知那一刻,他先是有些错愕,但很快,他竟然感觉到放松 —— 在北京继续奋斗,职业的天花板近在眼前,或许被裁是一个契机,可以离开北京,换一种生活。

陆远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,没有互联网的工作,回去就意味着彻底转行,从零开始。因此,他不再犹豫,决定 “必须赶在 30 岁之前离开北京”,不能真的等到 “35 岁门槛” 才考虑出路,那就太晚了。

这个冬天,越来越多 30 岁左右的年轻人,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,离开北京。他们大多在 2018 年到 2020 年间,被 “互联网红利” 所吸引,只身来到北京,成为 “互联网北漂”,寻找赚钱的机会。但是,当了三五年 “大头兵”,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,财富的风口停下了。

这些听着上市、股票、期权、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,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,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,与自己隔着一两层的小领导可能就是那些故事的当事人。在新的形势下,对他们来说,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。

30 岁的产品经理陈可为,还不知道离开北京后要去往哪里。从 2020 年到现在,他一共换了三次工作,被裁员一次,部门解散一次,公司倒闭一次。在这些经历里,他学会了预判谁最危险。有一个不怎么加班的同事,“领导找她两次,她都不在,估计快了”;另一个默默干活的女孩,虽然勤奋,“但不是领导的嫡系,努力也没有用”;还有自己,所在项目的数据不好,也没有什么人脉。通知裁员的时刻,三个人都上了名单,准确地验证了他的预判。

陈可为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参照系。他来自内蒙古满归,一个靠近中国最北端漠河的小县城,如果跟老家的人比收入,“好像也不差了”,但 “拉通了看”,家乡的同龄人们吃喝玩乐,自己却还没有成家,没有稳定工作,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,这让他感到焦虑。“都说三十而立,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才叫‘立’。”

寒冬中,资产越多、积累越足,御寒能力才越强。但这些年轻的互联网人,几乎没攒下什么家底,买不起房、没有人脉、难以升职,如今又频繁地失去工作。权衡之下,这群带着梦想来闯荡的 “互联网北漂” 们,开始抓紧时间离开,寻找出路,也想要在 30 岁的当口,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和生活。

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,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,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,终究选择离开,成为互联网北漂的 “最后一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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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图 / 视觉中国

在北京,追互联网的风

2017 年,李尹峰只有 23 岁,还是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。他从北京一所 211 高校毕业后,找了一份月薪 5000 元的工作,没干多久就辞职了。他发现,一位学计算机的朋友,刚毕业就拿了 35 万的年薪,这让他既震惊,又后悔,“当时我为什么没去学 IT”。

李尹峰打算半路出家,自学代码。他搬进了北京房山,租住在一个小房间里,每当在 LeetCode(编程平台)上刷题到深夜时,他感到信心满满,整个人都很兴奋。李尹峰说,虽然还没有找到工作,但那时,他觉得有大把的好机会在等着自己。形势好的时候,令人忧惧的 “不确定性”,反而会被当做一种 “可能性”,后来回想,那是他毕业后最快乐、最有盼头的一段时光。

程序员薪资待遇动辄过万的消息,也传到了陆远耳中。听到让人震惊的数字后,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的陆远,没有丝毫犹豫,就跟父母借了 7000 元,报了一个编程培训班,连夜坐火车北上学写代码。

坐到教室里,陆远才发现,自己不是个例。位于一家物美超市二层的狭小教室里,坐满了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年轻人,他们中的三分之二,都是转专业过来的,“每个人都想好好学,都想赚大钱”。从 8 点开始上课,到超市 10 点关门,都有人没离开,“一直学,直到保安来撵”。

赚大钱,就是此时 “互联网红利” 最直接的体现。每季培训课结束的时候,教室门口会贴上红色的喜报。陆远说,喜报和高考战报长得很像,不一样的是,一个是展示学生们的高考成绩,一个是展示学员们的 offer 和毕业薪资,看着它,所有人都感觉到 “有奔头”。

2018 年,互联网行业旧的战争刚刚过去,打车、外卖告一段落,但下半场才刚刚开始。那时的字节跳动还没有成为宇宙大厂,抖音还没有赶超快手;拼多多还在五环外默默成长,还没有被阿里和京东当成致命的对手;互联网双子星阿里和腾讯如日中天。巨头们的触角不断向本地生活、影视传媒、健康、旅游等各领域延伸,资本支持下,大大小小的战事不断,创造出无数岗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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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字节跳动北京总部大楼。图 / 视觉中国

中国互联网迎来第三次上市潮,在香港排队敲钟的公司有近百家都来自新经济企业,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百万富翁。年轻的创业者们也想借着资本的力量一跃而上,成为新的弄潮儿,他们四处招人,烧钱扩张,壮大业务,梦想早日上市或卖给巨头。

从编程培训班毕业之后,陆远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,进了一家起步不久的创业公司。他几乎没有感觉到招聘的门槛,即便自己毫无经验,还是获得了每月 8000 元的薪资。陆远也成为培训班喜报上的一员。

入职之后,陆远发现,这家做线上教育的新公司,创始人很年轻,从清华毕业后就开始创业,公司只有几十个人,老板会对外说,“我们现在已经融资了几千万”。

陈可为也被掘金者们的大手笔震撼过,一家看上去规模并不大的公司,在年会上宣布:“我们有几十亿的现金,明年要开 5 个项目。”

在一个追求创新的行业里,有更多的试错机会,对新人也更友好、更包容。

来自四川的冯佳,是一所 985 高校生物能源专业的研究生,2017 年曾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实习。她交付第一项需求的时候,内心满是忐忑,带她的 Leader 却笑着鼓励她:“你不用做这么快,可以慢慢来,跟上节奏就好。”

此前,冯佳从没有了解过互联网的工作,但她觉得,选择一个行业,就要去看行业里的前辈们是一种什么状态。没什么比在这里的真实体验,更像互联网行业的宣传广告 —— 工作氛围很好,随时有正反馈,Leader 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,自信、从容,看不到一点疲惫。

原本,冯佳的职业规划是继续做科研,但对比之下,实验室里的导师们有着非升即走的焦虑,早上 5 点半,就要坐第一班校车抵达学校,然后做一天实验。巨大的落差改变了冯佳的职业规划,找工作的时候,她果断放弃本专业,留在北京,转行进入互联网,做了数据分析的工作。

不管是薪资、前辈的状态,亦或是实打实的工作机会,都让这群刚刚入行的年轻人们感觉到前途无限 —— 即便自己还年轻,但更大的红利,一定会在未来如期而至,这是他们甘愿留在北京的原因。

陆远形容那种确定感:“今年拿 1 万的薪资,明年就能拿 2 万,三年之后一定能拿 3 万。” 连带着他的父母,都隔三差五地劝他在北京买房:“我们咬咬牙,把老家的房子卖了,给你攒出一个首付,再靠你自己的工资,慢慢还贷款就好。”

在父母的想象里,身在互联网的儿子,工资会一直涨,北京的房价也永远不会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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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北京天际线夜景。图 / 视觉中国

赶上末班车了吗?

很快,冯佳就感觉到,自己赶上的,是 “互联网行业的末班车”。

经过几份实习后,2019 年,冯佳正式毕业,进入互联网,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。冯佳错过了烧钱百亿的百团大战,错过了共享单车带来的共享经济潮,这一回,她不想错过这个高歌猛进的风口 —— 在线教育。

像冯佳所旁观过的那样,最初的时候,互联网愿意为所有的机会买单。冯佳记得,当时一个付费学员的客单价大概在 8000 元左右,但获客成本远超这个数字。从引流到注册,公司在每个用户身上就得花 300 元到 500 元,到付费转化这一步,即便是一位最普通的销售人员,一个月也能赚 5 万块。对此,公司高层并不在意,甚至在分享战略时提出,“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”。

2021 年初,冯佳跳槽到字节跳动,这是唯一一家大力投入在线教育,甚至前几年不打算盈利的大厂。在这里,公司的投入更是让冯佳咋舌。一条创新业务线,要打磨一款新产品,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用户访谈部门,针对学生们做付费调研 —— 在当时,这款产品的客户只有 2000 人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“ROI 低到不可思议”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,陈可为也进入到快手一个做美颜特效的部门。跳槽前,陈可为的朋友告诉他:“公司内部是一种向上的状态,同事们都希望团队好、自己的产品好,福利待遇也不错。” 很快,快手在香港上市,成了 “短视频第一股”。这是陈可为第一次进入大厂,他很庆幸,觉得自己终于抓住了机会。

站在 2020 年末的节点看,在疫情宅家红利的刺激下,互联网行业迎来了第二春,在线教育、生鲜电商、社区团购、直播带货,都迎来爆发式的增长,在开城拓地的战争中,更多的新人从疫情中受挫的各行各业涌入互联网,他们从全国各地汇聚到北京,成为新的 “互联网北漂”。

陆远在工作三年、辗转三家公司之后,如愿成为了一家装修 App 创业公司的团队负责人,这是他努力的回报,也是他赶上 “末班车” 的证明。但 2020 年底,陆远还在跟组员们开会,钉钉群里突然弹出一条消息,“公司因为疫情,资金链断裂,直接解散”,各个小群里的信息疯狂刷屏,陆远瞬间懵了。他不敢相信,去递交仲裁申请,希望能够获得一些赔偿,折腾了两个月,最后只赔了 1 万元,除掉律师费,只剩 3000 块。他突然开始怀疑,自己真的上车了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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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图 / 视觉中国

越来越多的迹象开始预示这个行业的巨大变化。

陈可为进了快手后发现,同事们都很谨慎,他们所在的美颜特效部门并不是核心业务,为了保证数据不下滑,自己的 KPI 不受影响,他们在设计滤镜的时候,不再像以前那样各种风格都去尝试,慢慢培养用户的喜好,反而被用户带着走,“他们喜欢甜美,我们就疯狂做甜美的特效”。但后来他才明白更本质的原因 —— 站里都是喜欢甜美的老用户,鲜少有新用户进来,所以不需要探索新风格了。最后,这个部门也因高层变动被裁撤掉。

冯佳也意识到,“要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用户” 的背后,是获客难度的大幅增加。来自甘肃的产品经理于威曾经是 58 同城的管培生,他刚毕业的时候,师哥师姐们还忙着进创业公司,做基础架构设计。那个时候的地推大军,只用送鸡蛋、送小礼物就能收获一个新客户。但到自己找工作时,最火的求职关键词变成了 “用户增长”,又过了两年,懂得 “深度运营” 的人,才更好找工作。于威说:“以前遍地是机会,后来局部有增长,如今,只能做好运营了。”

疫情红利终究没能阻挡增长停滞的到来,监管的态度转变,也让巨头们开始收缩战线,好像一夜之间,互联网行业就入冬了,“降本增效” 四个字,成了全行业的共识。

离开快手之后,陈可为去了另一家创业公司做游戏,“报销的流程变得很长”,团建从公费变成 AA 制。有一回,他们想买个百度网盘的会员,方便大家传阅资料,结果老板说,“买一年会员也太久了吧,买 7 天的就够了”,听得陈可为瞠目结舌。

ROI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。陈可为的游戏项目,一直没有上线,预计要做两三年,但老板失去耐心,要求他们不要再细化,“没有时间给你们这么做”。林菲在一家电商品牌做运营,前几年的大促,他们还要 “疯狂冲销量”,后来目标改成了 “保利润”,于是,砍掉大半营销成本,“就是不增长了,付出 100 分的努力也没用”。

增长能掩盖一切问题,但是增长停滞后,所有问题都开始暴露出来。

这工作有什么意义?

来北京之后,李尹峰很少和父母联系,高强度的互联网工作里,没有什么人际往来,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,他所有的生活都和工作相关。

离开北京时,他卖掉了一辆滑板车,是他在第一次被裁的那家公司上班时买的,公司降本增效,因此紧抓考勤,为了不迟到,他买了这辆车代步。陆远则是卖掉了他的自行车,那是他闲暇时为数不多的爱好,即便加班到很晚,他也会骑 30 分钟车,从西二旗返回天通苑,从一个满是程序员的区域,到另一个满是程序员的区域。

为了保住工作,大多数人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里,陷入无效的内卷。

在大厂的最后一段时间,冯佳的精神变得很差。她说自己是典型的 “小镇做题家”,不需要外界提醒,也可以足够努力。但难熬的是,努力没有价值,“很多业务做无可做的时候,就会为了绩效,强行去挖掘一些价值”。

很多工作,单纯是为了排解焦虑。有一次,公司有个新业务,要求看某个数据指标,冯佳的团队加班加点做了一个月,最后,业务人员看了一眼说,“知道了”,这个数据就再也没有作用,也没有人再提起。

冯佳曾经羡慕的前辈们,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自信、从容了,取而代之的是 “中年人的卑微”。一位新挖来的高层,常常小心翼翼地征求她的意见。另一个 35 岁的前辈,此前的职业曲线一路上升,能直接向管理层汇报,但突然之间就转了岗,手下没有团队了。

对于冯佳而言,价值感、获得感,乃至对于未来的向往,都是她前进的燃料。“当它们存在时,即便压力再大,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但当它们消失,我就会选择后撤,寻求一个更加平衡、舒缓的生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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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图 / 视觉中国

重新审视生活的不止她一人。

这几年,陆远时常会想起一个陌生男孩,他也是程序员,住在陆远楼上。一天夜里,男孩加班到很晚,没带钥匙,为了节省 100 块的开锁费,男孩选择从窗户爬过去,后来失足摔下。等第二天上午被发现时,男孩的身体已被冻僵。

每次想到这件事,陆远会感到痛苦,也为这个男孩不值,“如果能早点被发现,说不定他还有救”。陆远代入了自己,“如果我去世了,第一个发现我的应该是公司,因为没有及时去上班”。

他也为自己的变化而难过。有一回下班之后,陆远看到小区门口的公园里,有一群小孩跑来跑去,是充满朝气的样子,他第一个反应是疑惑:“这些小孩在干什么呀?光是跑来跑去,有什么意义?”

这个念头浮现出来的时候,陆远觉得不可思议。很早之前,“做没有意义的事情”,是外人对他的评价。高中时,他偷跑去学校里的大湖里游泳,游过来,又游过去,只是因为好奇那种感觉;读大学的时候,他自诩为 “文艺青年”,骑着自行车去了西藏,只是因为 “想去看看”。

在互联网的世界,陆远是最普通、最容易被忽视的那种人。他原本以为,自己可以加入这个行业创造的伟大奇迹,但没想到,更多是目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,一步步成为耗材。

在北京的几年里,陆远没有太多朋友,只和当年同一个编程培训班出来的同学有一些往来。如今,他跟其中关系最好的几位,租住在一个三居室里。陆远是其中最小的,在他们身上,陆远好像看见了自己留在北京的将来。

有一位朋友一直单身,相亲了好几年,今年终于结婚,怀孕的妻子留在老家,朋友独自留在北京工作,过着周末夫妻的生活。另一个朋友,快 35 岁了,还没有成家,晚上下班后,就一个人待在房间里,刷一晚上短视频。

路远说,他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幸福,但知道,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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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下班后独自在家刷手机的人。图 / 视觉中国

站在斜坡上

失业的大半年时间里,李尹峰经常觉得后悔。他甚至回想起填报志愿的时候,“从这一步就开始错了”,错在没有直接学计算机,这样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互联网行业;后来,他又后悔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,为了求稳,选择了薪资更低的那份,但那时互联网的行情好,起点本来可以更高;回想起 2022 年遭遇的第一次裁员,他又后悔,没有早点对互联网死心,放弃留在北京的奢望,又白白消耗了一年时间。

这些 90 后互联网北漂,都是为了追逐红利、半路出家。最开始的时候,互联网对学历、年龄、背景,卡得还没有那么严格,他们能够很快找到工作,身边不乏 90 后的高管,或能力欠缺但入行足够早的领导。

陆远花了 5 年时间,在各个创业公司辗转,但直到今天,他依旧是互联网里最普通的一名码农。反观同一个培训班里,有从 985、211 高校毕业,学习能力强的学员,一毕业就直接进了大厂,也有运气比较好的,比如一个进了创业公司的同学,没多久,这家公司就被大厂收购,“他的年薪能开到接近 50 万”。

目睹过前人的胜利,没人不想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。李尹峰总觉得,明明就差一点点,一切就会不一样了。

没工作的那几个月,李尹峰把大量积蓄投入了股市,最开始的两个月,的确很顺利,“一天就能赚一万”。这让他感觉到兴奋,他停止了找工作,起得比 996 的时候还早,在吃早饭的时候看市场新闻,然后在 9 点钟时,准时坐到电脑前等待开盘,到了晚上,就在雪球上复盘,写下的心得获得了几百万的浏览。

这种充满希冀的生活,和 5 年前在房山出租屋刷题的时候如出一辙。在互联网的几年,他错过了很多时机,这一回,他再一次觉得,“自己还有机会”,能成为那个幸运儿,最终如愿在北京买房、留下。他也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追逐一个幻影,“我身边是有炒股成功的例子的”。

但就在连续盈利两个月后,第三个月,李尹峰被套牢了。工作几年攒下来的钱都打了水漂,他忍不住自嘲,“我这几年,总是很拼命地跑,跑完一抬头,才发现这条路不太行”。

陈可为也挣扎过。有一段时间,他觉得产品经理容易被裁掉,也去学了一个月编程,但 “不是那块料”,他学不会。在几家公司周转的间歇,他还去了一次泰国找机会,结果疫情中的东南亚更加萧条,他亏掉所有存款,血本无归。如今,陈可为评价自己,“干什么都很难成功”。

李尹峰有一种感觉,“站在斜坡上”。他形容和自己相似的这群 90 后,“可以往上爬,但更容易回到原点。我们是基础薄弱,在大环境下行的过程中,又重新停滞不前,或者滑下来的一群人”。陈可为也遗憾:“哪怕用了很多年的努力,一步步爬到半山腰,但还是晚了。”

陈可为的父母在内蒙古满归,做普通的林业工人,一个月工资 2000 元,没有办法帮助他买房。为了增加留在北京的可能性,他想过很多办法。他尤其能攒钱,来北京 8 年,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借过钱(倒是被骗走过十几万),一个月 2 万元的薪水,他只在公司吃饭,不点外卖、不网购,除了交房租的钱,其余的几乎能全部存下来。但这样的时间长了,他会问自己:“我要这样工作到什么时候才行?”

对于家庭,他们没办法选择。失业之后,李尹峰从没想过把这件事告诉家里人,“即便是说了,也不会得到帮助”。父母只是普通工人,从小到大,家里都是 “各管各的”。在北京多年,李尹峰习惯了自己去解决问题,“没有后方,只能自己去攀登”。

但总有攀登到一半,再怎么努力,也上不去的时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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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图 / 视觉中国

寻找生活的锚

陆远描述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:回老家,有妻子,有孩子,买辆自行车,平时和朋友们骑车、打打篮球。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生活,但在互联网北漂眼里,却很难实现。

结束北漂后,很多人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找到新生活的基石,这是此前的北漂生活最为稀缺的东西。

比如买房。2022 年,31 岁的数据分析师冯佳,决定离开大厂,回到离家更近的重庆。一年的时间里,冯佳结了婚、买了房,140 平米的大平层,不到 300 万。如果在北京,同样的价格,只能买到一个 50 平米的老破小,她和伴侣去看过这样的房子,没有配套设施,距离地铁都有 2 公里,两人面面相觑,还是决定放弃。

产品经理于威在离开北京后,也转道去了成都,落户、买房,在闲适的老城区散步时,他笃定,这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想要的。

但是,逃离北京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。冯佳说,压力换了一种方式存在。在收到的 offer 里,她选择了一家小互联网公司,入职前,她特意查询了这家公司近几年的现金流,确定它的盈利状况之后,才敢入职。但整个行业都在提降本增效的时候,新公司还是没能成为例外,前段时间,产品和技术各裁掉了 20%。

整个就业环境,也让冯佳不敢辞职。“我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,但是你不可能在这家公司干一辈子,出来的时候,重庆可以选择的岗位,寥寥可数。”

于威最终也没有长久地留在成都。不久前,他接到了北京另一家大厂的 offer,他觉得这个工作机会很好,因此决定再次北上。他重新在北京租了房子,过上两城通勤的生活,有节假日的时候,他都会开车回成都的家里,把从大学时就开始养的植物来回搬。

“这不也是一种北漂吗?” 我问。于威想了想说,那还是不一样的。在成都安家之后,他感觉自己好像 “心安定了”,如今租住在北京的时候,他只觉得自己是出了一个长长的差,没有了以前那种漂泊感,其中一个表现是,他不会拿出手机去搜索周边小区的房价,纠结自己是否能够买得起这个地段的房。

冯佳也有类似的感觉。后来,有前领导来询问冯佳,是否考虑回北京,她突然觉得没问题,随时打算再去北京 “卷” 一段时间,赚几年钱。她说:“在新城市获得了安定感之后,不会让生活只有一个锚定物。”

还有人在继续寻找安定感。失业后,陈可为不敢闲下来,于是把自己的爱好发展成工作,在北京一家球馆里,教人打羽毛球。他计算过,一个小时 100 元,一个月也能到手 1 万块,可惜客户不稳定,也没有社保。他不满足于此,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到杭州,寻找各种有可能的创业机会。

回杭州后不久,李尹峰尝试了换赛道。他最开始想考公,结果发现,建筑专业出身的自己,不能报考计算机相关岗位,原专业又只能报 “三不限岗位”。他尝试去做培训机构的数学老师,但去了之后发现,“其实是做销售”。几番思索之后,他还是决定回归程序员的队列,准备面试,找一份互联网的工作,“起码我自己是喜欢这个的”。

最大的改变是,他告知了父母自己这段时间的遭遇,这是李尹峰第一次尝试跟他们沟通。和以往一样,父母依旧没有给出任何建议,“但起码知道了我目前面临的困境”。

坐在图书馆里刷题的时候,李尹峰尝试把这段时间的烦恼慢慢清空,尝试重新相信,30 岁的人,依旧年轻,他总有一天,会慢慢落地。

(文中所有人均为化名)

来源:每日人物